梁启超后来回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当代国人，不论是否具有探索历史的热情，通过上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的故事影片《甲午风云》以及90年代几度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对那场悲怆惨烈的海战大概都不陌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压凌辱，腐败政权的颟顸昏聩，海军将士的浴血死战，那屈辱而悲壮的一页，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

饶富意味的是，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都是在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彼此消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如同德国诗哲歌德所咏叹的：“即使在令人绝望的情势下，在那里一切仍有一种平衡”。国运存亡绝续、民族危在旦夕的关头和紧要时刻，几乎同时也意味着拯救民族危亡的进步力量必定要兴起和壮大。

“振兴中华”横空出世

当黄海上空的浓烈硝烟尚未散尽之时，当大清帝国的君臣忙于割地赔款之际，另一件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了。1894年11月24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卓越先驱——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发起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就在孙中山先生亲自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振兴中华”，这个激越的、穿越时空的感召了几代中国人为之献身的伟大口号，被响亮地提出来了。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民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昭示着中华民族傲视列强的决心的勃发，1894年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而深刻的转捩点。

从檀香山火奴鲁鲁岛的那次历史性联欢会迄今，时序已整整递进了120多年了。在120多年的历程中，这个口号始终是凝聚中华民族战胜外侮内患、抗击重重劫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大道一以贯之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开始酝酿反清的政治运动。但是，尽管孙中山已有革命的要求，但还没能从当时甚嚣尘上的改良主义思潮中超越出来，因此，孙中山一面向倾向革命并立志革命，另一面又希望清政府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1893年冬，他草拟了一封长达8000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在信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设想，其中心内容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1894年春，他专程北上赴天津投书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拒绝接见。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来到北京，正赶上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战役中大败的消息传来，而时清廷竟丝毫无所触动，依旧在赶修颐和园，大肆操办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孙中山经过这番遭遇和见闻，由此而断定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之路是一种幻想，难以实行。于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道路。

“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开始革命道路、践行“振兴中华”理想的第一步。它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在亲自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1895年2月，他又创立了香港兴中会，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再次重申：“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振兴中华”作为一个崇高的政治目标尽管提出来了，但是它的实现途径在当时不可能不是迷茫模糊的。中山先生及整个中华民族不得不在漫漫长夜中摸索。“兴中会”成立后，举行过多次试图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均因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而告失败。但孙中山屡遭挫折不改其志。1905年，他又在日本东京联合其他进步革命团体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又将这一革命宗旨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从强烈的救国愿望出发，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经过艰苦探索，同时也吸收了中西有关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尽管有着较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但我们却不应过于苛求孙中山，因为他不可能脱离历史和时代为他所提供的思想条件。它的进步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毕竟使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了一个完整的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而充实的内涵。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管他任大总统的时间很短，但在他亲自主持下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方面的革新政策和法令，体现了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自觉追求。在从大总统的位子上退下后，他决心将精力专致于推行民生主义即国家建设的规划设计上，即使在1917至1919年革命遭受挫折后的短暂的间歇期，他也丝毫没有放弃这方面的思考，他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地撰写《建国方略》，为中华民族绘制了一幅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发展实业

“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振兴实业，这是孙中山谋求中国富强的“破题性”方略。辛亥起义刚刚胜利之时，孙中山就宣称：“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1912年，他亲自筹设中华实业银行，亲任名誉总董，此后他除以中华实业银行作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外，并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金融和工商业界职务。在《建国方略》的核心部分“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设计了一整套兴办中国实业的规划。

这个实业计划由6个大计划组成，即修筑铁路和公路；建造国际海港；疏通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并利用它们来发展电力工业；形成钢铁、煤炭、石油等重化工业体系；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业。在上述各项事业中，他主张优先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即基础工业，其中，“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须重点和优先发展。

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孙中山先生力倡实行“开放主义”。还在辛亥革命时，他就尖锐地抨击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他谆谆告诫爱国志士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孙中山显示了健康大气的开放心态，“凡是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拿来了应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但是，学习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即已看到了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因而在思考中国社会发展时，一再强调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上的阶级分化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百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历史的巨筛是严苛的，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成员能留存在这把筛子上的东西是有限的。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由他所概括提升的历史主题，已深深地根植于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深处，融入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力洪流。(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