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藉着丰赡内涵，累积着深厚底蕴，其中传承久远、历久弥新的和合思想，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

　　“和合”思想的主要内涵

　　“和合”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化解自然与社会、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歧异的根本路径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都有其深彻的历史背景和多重的社会因由。“和合”思想是中国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佛家等文化流派相互碰撞、互相渗透、彼此融合而形成的人文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质素，是独具东方智慧的哲学范畴和思维方式。“和”“合”二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曾出现，其中“和”的本义是吹奏类的乐器，引申为声音和谐；而“合”的原意是器皿闭合，引申为两物相合、彼此融洽。“和”“合”两字的最早连用，始见于先秦《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是对“和合”思想的最原初最朴素的表达。在同一对话中，史伯还提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这意味着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基础，而“和”则是矛盾多样性的统一状态，史伯在《国语·郑语》中的有关表述确立了“和合”理念在中华文明精神谱系中的原生性、基础性地位。其后，孔子在《论语》中不仅将上述观点提炼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德法度，更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精辟阐述，把“和合”思想提升为古代君王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孔子的后人子思则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将“和合”思想蕴含的和顺、和畅、和美等意义指向由人类推及整个宇宙自然。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总结前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理念，使“和合”思想由人伦自然范畴走向意识形态层面，由此，“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标识和价值追求，备受历朝历代政治家推崇和思想家青睐，历宋代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诠释，经明代王阳明、李贽等著名士大夫阐扬，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发挥，“和合”思想日臻成熟与完备。

　　秦汉以降，随着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在实体和精神上的不断生成壮大，“和合”思想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中渐次展开，成为中华文化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化解自然与社会、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歧异的根本路径。与西方文明中的“矛盾辩证法”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以“和”为中心，从“和”的视域出发，阐释和表达同质维度与异质要素之间的和谐性、平衡性、互补性、有序性在事物演进中的作用，并深入探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独特机理和特殊规律。作为中华精神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合”思想以其巨大渗透力和持久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乃至日常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代国人，涵育和培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习惯、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梳理和解读古代先哲和近现代著名学者的著述和观点，“和合”思想追求的是至真至善的圆融境界，其基本含义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和合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正如《易经》所言“乾道变化，各正其道”，具体开来就是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差异中的一致、矛盾中的统一。第二，和合在承认事物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把落脚点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上，诚如《易经》所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综合二者可得出如下结论：“和合”思想一方面尊重世间万物殊异的客观现实，甚至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和合”思想通过整合疏解这些差异、分歧和矛盾，可以促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保持和谐状态。“和合”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魂魄，经过漫长历史时段的演化，早已浸润和沉积在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转化为“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自然观与宇宙观；就人与社会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嬗变为“和为贵”观念，成为中华民族进行族群融合和社会建构的重要原则；就人与人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具象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成为国人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的伦理准则；就人与心灵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浓缩为“正心诚意”观念，成为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就文明与文明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上升为“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观念，成为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

　　“和合”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合”体现了一种求同存异的世界观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对于解决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如何科学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有效化解社会危殆、人文缺失、生态羸弱和国际摩擦，古老而常新的中华“和合”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法。

　　一是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随着各种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阶层表达出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之相适应，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冲突将日益凸现出来，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着比较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和合”思想是一种矛盾观、辩证观，“和”并不排斥事物的差异，“合”并不否认事物的矛盾。尚和合，就是在正视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协调矛盾。弘扬“和合”思想，就是以理性、务实、辩证的态度对待这些差异和矛盾，既不回避和掩饰，也不夸大和激化，而是以沟通、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特别是通过运用“和合”思维，抚慰心灵、引导情绪、疏导心理、排解烦忧，使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对立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相互中和相互统一，最大限度地化解乃至消弭当下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冲突，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

　　二是有助于补救人文缺失。我国近现代社会倡导的个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衍生了个人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等病变与怪胎，时至今日将个人利益奉为圭臬的不良现象仍大行其道，这种个人主义与社会整合之间的价值抵牾，给人文生态的改善优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合”思想强调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主张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社会，倡导社会应为个人实现价值提供良好环境与必要支持、个人应以社会共同奋斗目标和共同行为准则为自身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这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质素对于解决当下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价值冲突无疑具有一种补救和治疗功效。

　　三是有助于弥合道德裂痕。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与竞争机制的日趋泛化，现实生活中人的生物本能被激发和调动出来，人与人之间更多地融进了利益关系、金钱关系，伴随而来的是部分人见利忘义、诚信缺失。“和合”思想注重建立一种温情和睦的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友善亲和、相互尊重、讲信修睦、以诚相处，主张要以一种健朗、包容、开放、博大的心态和胸怀去欣赏他人和接纳他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呈现出祥和淳静、有秩有序的状态。

　　四是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传统发展模式强调人是自然万物的主宰，认为人要生存发展就应不断地与自然抗争、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必然造成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和合”思想强调顺天应人，主张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倡导有节制地适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对于缓解自然资源紧张局面、化解当今生态危机提供了卓越历史智慧和最佳思维范式。

　　五是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大家庭，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加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所预想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和“世界交往的普遍性”正成为看得见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总体上依旧是时代主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国家及国家集团权益博弈的时代，处在文明及文明集团权益博弈的时代，西方中心主义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整个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而“和合”思想主张“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倡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重“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坚持“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理念，这对于打破民族国家的文明局限和文化壁垒，辟划以民主、公平、正义为基石的国际新秩序，构建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鉴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永久和平愿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思维导向作用和系统理论引领功能。

　　综上所述，“和合”思想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内核与因子，综合了各个历史时期儒、释、道的思想精华，吸纳了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彰显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特质，深深浸润在中华文化思想的不同维度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法度。“和合”思想张扬的是异质要素的和谐统一、协同发展、共生共荣，体现了一种求同存异的世界观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对于解决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