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逻辑主导80后的思考方式，情怀成为消费主义的又一牺牲品

　　（文\杨松林）

　　1.

　　不到一年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虚无。

　　想想也不奇怪。谈不上风云人物，但我在学校里混得也算顺风顺水。“大城市”、“中产”的标签，因为大学所在地的相对传统，倒成为我所谓的“比较优势”。在周围同学虚假或真实的吹捧中，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和膨胀，仿佛自己真不费吹灰之力，就处于上等社会一般。“高端，聪明，世面广”，当初的自我定位，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羞惭。

　　那个时候，连写的文字都是浮躁的，我又怎可能理解虚无主义的无处不在？

　　直到出国留学，我才第一次被现实的巨大矛盾，狠狠地撕成两半。

　　国外的大陆留学生，一般混迹在两个圈子里：洋人圈和大陆圈。当同时在两个圈子涉足时，平衡两种人群及其两种思想的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

　　简单来说，国外富足安逸的生活环境，缓慢的生活节奏，使行为的意义变得不像国内般迅速被兑现。而经历现代化建设快节奏的大陆留学生，似乎还不习惯像国外的同龄人一般，勇敢直面人生带来的种种荒谬和恐惧。他们无所事事地抱着团，迫切从他者，从外物中寻求意义。于是，不知道为何，有的恋爱了，有的打牌了，更多的，是聚在一起对不在场者三言两语，指指点点，通过言语暴力，获得在自我在精神上的短暂欢愉，和情绪上的轻度发泄。

　　国外的学生们，有的在为政治信仰振臂高呼，有的在为学术理想勤恳研读；当然更多的，也还是渴望进入高薪行业，改善提高自我和家庭的生活环境。只是他们，大多是从自己内心出发，寻求自己人生追求的意义和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比大陆生们，更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去接受选择带来的种种后果。主体意识似乎从他们诞生之初，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

　　而我，远不及他们。即使我不愿抱团，也愿意尝试面对人生如西西弗斯般的轮回和冰冷得恐惧的现实。于是，我如愿以偿得得到了虚无，一种不可言状，却又渗透在我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虚无。

　　回国后的情绪低落了很多，也冷静了很多。即使到了北京这个充满诱惑的大都会；更多的，我也开始去观察、去阅读、并理解这些浮躁的行为，背后埋伏着多少不安、迷茫与恣睢。

　　在三里屯，我看到的不是试衣间的暧昧，却是人们奔涌而至合影留念的奇景；在芳草地，我看到的不是方力钧曾梵志的讽刺，而是他们作品的虚伪讽刺及与资本权贵间的挑逗；在华远会，我看到的不是诺贝尔奖和北大光华教授思想碰撞的光芒，而是一出出红酒拍卖会下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互认。

　　钱理群说中国大学生出了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怎么连一点自主性的痕迹也没有？趋从、盲目、虚伪，似乎才能更好概括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2.

　　阎连科说，“这代人也许是幸运的，毕竟大多完整接受了整套高等教育的训练”；可与此同时，80后又该是不幸的，后现代在现代化还未完全开展时，就急迫远渡重洋，来到他们身边。于是无意识间，他们不得不承受着现代化的高效和后现代的荒谬巨大矛盾带来的裂变。一方面，国家和民族与自我间的想像性关联被无情切断，个人命运似乎和国家不再相关；另一方面，欲望的强烈膨胀和自由精神下对个人奋斗的弘扬，被逐渐确定的社会分层和有意识的阶级固化所戳破，“我奋斗18年还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病态的呻吟，于是伴随着鸡汤一道，组成80后这一代的思想体系。

　　杨庆祥说：“个人失败的‘实感’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说实话，当类似《栀子花开》《煎饼侠》《捉妖记》乃至《小时代》《后会无期》这种思想怪物被制造，被叙述，我们很难不对自己感到失望。

　　在编辑部里初看书名《80后，怎么办》，平淡无奇，竟以为是又一部鸡汤之作。直到阅读的深入，我才明确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不多的社会经验里，这是在中国80后群体中，极少出现的，带有极强主体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深刻反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杨庆祥让我联想到了杰克•凯鲁亚克，那个曾经将美国战后年轻人描述为“垮掉的一代”的伟大作家，以及那个写出《嚎叫》的诗人金斯堡。

　　和我一样意识到这本书内容上巨大价值的，还有我们凤凰网读书频道的同事们。于是，策划、安排、布场、宣传，有条不紊下，我满心期待着几位对虚无和主体性认识透彻的作家学者们，可以唤醒80后的迷茫和麻木。

　　3.

　　讲座当天，预料般的人山人海。阎连科、张悦然具有足够的号召力，相反，杨庆祥的名字夹在中间，倒显得有些突兀，似乎他成了他描述的80后那样，“中而不坚”。讲座很精彩，三位老师的批判和他们的文字一样，还是那么到位和犀利。每次精确点出80后的痛处，都能引发不少读者的不满；也正因如此，80后的不少人开始了反驳和回击，虽然绝大多数都只不过“鸡同鸭讲”，不在同一频道上。

　　高潮部分却发生在讲座结束以后。

　　只见许多刚刚还对嘉宾们针锋相对的观众，蜂拥般挤向阎连科和张悦然，或合影，或签名，更有甚者，搬出10多本自己的书，一本一本请求签名，却全然不顾嘉宾刚刚结束一场两小时讲座的劳累。

　　仿佛嘉宾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符号，明星般的符号。而本该是主角的杨庆祥，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地被晾在一边。他本人，似乎和书的内容一样，再一次成为资本社会里的受害者，湮灭在消费人群的大潮中。

　　那些追星成疾的80后读者们，你们真的知道这么做的目的吗？也许知道，不就是想获得与明星间的关联，让自己的精神情怀，得到物质认可，即使这种联系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如此不值一提。而且然后呢？再然后呢？当不断追问，将这种无意义的外表揭穿，读者们的行为，便变得无比荒诞，而这才是你我所没有勇气去面对的真相。

　　“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影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或读到自己。80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 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杨庆祥如是说，也许是拉康如是说。

　　在和嘉宾合影的闪光灯中，我似乎看到了这种镜像似的荒谬和无奈。事实上，正是在这场以“80后自我批判、反思”的主题读书会中，这些80后的读者们，用实际行动，进行了“假面的抵抗”和“暧昧的挑逗”，完成了对书本批判内容的自我确证。失败的一代，当之无愧。

　　有的时候，艺术的意义不会在艺术品形成后被终结；相反，其在展出后的一系列命运和评价，都丰富着其内涵9与外延，使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某种程度上，这次读书会成就了一次具有先锋意义的艺术展示；读者们用实际行动，将文字的历史虚无，以现场展示的方式予以重演。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为了这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想来也觉得有趣。

　　4.

　　我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也参加了这次读书会。她对阎连科同样爱不释手，甚至用上了“惊为天人”的语词概括她初次阅读其书的感受。有意思的是，当我后来和她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讲座后的种种怪象时，她简单明了地感慨了一句：“俗了，俗了。”

　　她是不多见的，真正明白自己来参加这次读书会目的和意义的人。她期待从讲座中获得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与理解，从而丰富自己的价值观，活得更明白。事实上，她也得到了自己期待得到的回答，而不需要借助明星的光环来寻求这种脆弱且虚假的历史现场感；在这种层次上，她作为一名90后，活得要比许多现场的80后，来得明白和透彻。

　　阎连科说，“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他们有足够精力完成真正的对抗，结果却只是隔靴搔痒。” 对于90后而言，如何不再像80后的前辈们，活得失败和无意义？重新寻回自己的主体性，做出真正遵从内心的选择，并为这种选择负责，或许才是解决之道。

　　否则，借助外物寻求意义，把历史主体变成“不可承受之轻”，不过只是“假面的抵抗”。

　　至于怎么抵抗，我也在探索中。祈求过宗教的呵护，获得信仰的力量。但教条式的规定，让我总觉有些举步维艰。

　　书里有一段话：“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看起来很虚幻，很难懂。于是在讲座前，我又跑到楼下，和杨庆祥聊了很久这个话题。他告诉我，“简单的说，去实践吧，去感悟吧，却不要停止独立思考。”诚哉斯言。

　　拥抱不可预期的未来，多么可怕。可一想到即使在不可知的未来，那个不停止思考的自我依然存在，我的思想，依然能在自我的控制中得以延续，心里也稍微平和了一些。

　　5.

　　张悦然在读书会里说，“好像所有的文章，都要起个多长的标题才能吸引人”。

　　她说鸡汤文学，标题党的出现，恰好说明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叛逆的东西，而是安抚心灵，像甜食一样能够一点点安抚心灵的东西。

　　我在写这篇手记时，曾多次要求自己，不能同流合污，与那些鸡汤文学一样，起一个烂俗的标题。

　　结果到了最后，可耻的我还是用了这种标题。

　　成了一个失败的人。

　　可至少我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