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进步法是我国科技领域的基本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修改科技进步法是贯彻党中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重要项目。

　　作为我国科技领域的基本法，科学技术进步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已走过26年，距离2007年修订也达12年。

　　座谈会上的科技界“大咖”

　　在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工作座谈会上，科技届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在发言中说，“近年来，国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法面临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此时进行法律修订十分必要，也让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感到非常及时和振奋。”

　　座谈会上，多名发言者提出，要针对法律实施中的关键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提高法律修改工作质量、效率及未来实施效果。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邓秀新在发言中提到，“现行科技进步法和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科技成果转化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障碍。”

　　邓秀新建议，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措施。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创业人才激励和吸引政策，推行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股权期权的激励制度。营造良好的成果转化实施氛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怀进鹏说，“要加强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的衔接，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破解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的现实困惑。”

　　关于基础研究投入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发言中引用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中央科技研发总投入的25％左右，接近国际可比水平。而地方财政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各自科技研发总投入比例过低，分别在3％左右和1％以下，远低于国际可比水平。邱勇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加大中央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更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多名发言者建议修改法律第十六条或者新增关于基础研究的专门条目，或者把“基础研究”单独设置为一章。

　　关于科技伦理建设

　　“当前科技伦理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相关伦理规定散见于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上位法依据。”怀进鹏建议，以专门法律条款明确设立国家级科技伦理机构，对各层次伦理审查体系作出制度安排，这将有利于从法律层面推动我国科技伦理建设，有利于在恪守伦理道德底线与推动科技进步之间实现平衡。

　　在具体条款上，怀进鹏建议留好接口，对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门立法做好提前布局。在规范内容上应考虑既要守住伦理道德法律红线，又要促进新兴前沿技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