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说，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有什么意见建议？”

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联络站——萍聚工作室，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信息员朱国萍向来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的居民群众问道。她正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听取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意见的座谈会做准备。

“建议关注网络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注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11月27日这天，朱国萍把群众意见和鲜活的案例直接带到座谈会上。在现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作了详细记录。

就这样，虹桥街道群众的心声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信息员和意见征询座谈会，直接传递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胡煜昂向记者表示，这是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作用的一个片段。“2015年7月立法联系点设立以来，虹桥立法联系点广泛汇集民意，把立法从人民大会堂带到人民群众身边，将‘原汁原味’的民意直接送到全国人大。四年多来，实现从试运行到制度化的转变，努力为基层民主法治提供样本经验。”胡煜昂说。

“在家门口也能参与全国人大的立法！”

“没想到，我们提出的意见被采纳了，在家门口也能参与全国人大的立法。”“‘高大上’的立法原来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担任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员多年，像这样的感叹，朱国萍听到过不少。

朱国萍介绍，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综合考虑虹桥街道的优势后，将其设为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所在地区国际化程度较高，居民结构较完整，既有古北新区涉外居民区，又有传统居民区。具有较丰富的司法资源和相对成熟的商务功能，有利于对经济类法律征询意见。”

总结四年多来的探索和发展，朱国萍表示，联系点代表的人群越来越广泛，提供的意见越来越精准，被采纳的建议也越来越多。

顾萍是虹桥街道长虹小区的普通居民，对于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效果，她有着直观的感受，“2015年设立联系点以来，我参加过十多次小区的意见征询活动，楼组长会议、党员会议、社区会议等各种意见征询形式深入生活，与我们十分密切。”

担任信息员四年多的夏云龙回忆起两条被采纳的建议，心情十分激动。“我一共提出20多条建议，采纳两条可是个不小的数！当时，一起讨论、共同提建议的小区居民特别高兴，都说国家还是很重视我们老百姓意见的。”

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展览墙上，可以看到：2017年电子商务法草案，听取79人意见，采纳3条；2016年民法总则草案，听取62人意见，采纳1条……“截至2019年10月，共完成对30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征集工作，归纳整理各类意见建议509条，其中25条建议被采纳。”朱国萍说。

“在家门口也能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全过程民主就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胡煜昂说。

“一体两翼”，

让民意的“大树”根深叶茂

在11月27日的座谈会上，郭林茂表示：“大家‘原汁原味’的建议直指问题，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正是如此。”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效？这受益于立法联系点探索网格化制度体系，广泛收集民意。

胡煜昂介绍，立法联系点在16个居民区和50家区域单位设立66个信息采集点，来自采集点的280名信息员作为“一体”，广泛收集并向联系点提出建议。借助采集点的小区楼组长会议、党支部会议、群团工作等平台，信息员灵活采用走访、问卷、座谈会等方式深入群众收集民意，确保民意的广泛性。

立法联系点同时注重提高民意的有效性、专业性，将10家顾问单位和8家专业人才库作为“两翼”，协助联系点做好前期解读工作，将专业语言“翻译”为接地气的“白话”，保障群众提出有效意见。

信息员是搜集意见、提出意见的主体，在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看来，信息员的水平直接决定搜集到的民意是否广泛、真实，决定联系点支持立法工作的水平。为此，联系点注重举办相关讲座和培训，提高信息员的法治思维能力，加强他们对立法工作的了解。

信息员夏云龙同时是小区的老党员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这样的多重身份为他广泛收集群众意见提供了便利。“每次征询意见，我都会借助党组织和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平台向居民宣传讲解、征求意见。大伙儿互相讨论、通知，有的还主动找到我提出意见。”夏云龙说。

“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还与两个上海市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良性工作协作关系。”胡煜昂说，“长宁法院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向诉讼相对人征询意见，以网络形式向院内人员征询意见，古北市民中心则灵活通过多种途径向市民征询意见，最后将意见汇总给我们，为虹桥街道进一步深入群众、更广泛搜集民意提供支持。”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

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

“能否为产业相对集聚的中小企业设立专门平台，供我们加强交流、共同发展？”2016年12月，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的中小企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上，一位中小企业代表提出建议。

虹桥街道有上海知名的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占所有企业的一半以上。“尽管这一建议得到不少企业的支持，但写在中小企业促进法里未必妥当。”具体负责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街道工作人员龚莉说。

立法联系点最终将建议作为街道公共协商议题，纳入社区治理项目。“去年，虹桥时尚创意产业联盟正式设立，获得中小企业称赞。”龚莉说。

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对于在社区层面具有一定可行性但不适合写入法律的建议，街道视情况纳入公共协商议题。四年多来，10余个立法问题转化成为社区公共议题，推动落成多个社区服务项目。

“这是民主法治在基层与以街道为主体的基层治理工作形成良性互动的体现。”胡煜昂认为，基层立法联系点激发了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口”。群众研究、讨论问题的过程也是普法、宣传、促进落实的过程，促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无形中提前化解了社会矛盾。

“虹桥街道的‘先进’小区虹储小区，在‘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理念的指导下探索出不少治理成果。”曾任近30年小区党总支书记的朱国萍介绍，小区居民近年陆续达成“居民公约”“养狗公约”等自治公约，建成“法谐苑”“虹谐亭”等民心工程，居民亲切地将其称为“虹储十景”。

“居民共同商议、建设美好家园。这是民主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的表现，指明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胡煜昂说。

以“虹桥”为出发点，

基层民主制度正深深扎根

在上海，这样的民主场景不只可以在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看到。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张明君介绍，紧跟全国人大的“动作”，2016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试行）》，综合考虑行业、地区、专业等方面代表性，在长宁区人民法院、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设立10个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

“因地制宜、各擅其长，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最大的特点。”张明君介绍，以市民为参加主体的联系点主要强调通过制度扎根社区，并借助社区的党组织、社团组织等平台，充分融合基层治理资源。行业和专业性的联系点则注重建立参与立法咨询工作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为上海市地方立法工作助力的同时，各基层立法联系点也逐渐成为促进法制宣传、提升公共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窗口，丰富了基层治理手段，增强了基层治理能力。

“在对《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立法联系点率先宣传、启动、建立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居民通过立法意见征询逐渐了解、认同垃圾分类做法。我们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全普及，为条例的落实做了示范。”江宁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可晓琳说。

“10个联系点工作更加常态化，与基层社区治理的互相促进作用很明显。”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绍，下一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总结经验，适时启动第二批联系点的建设工作。

丁伟表示，基层立法联系点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兼顾广泛性和专业性，这也是目前的挑战之一。“我们将进一步探索、总结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好做法、好经验，并将其推广到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努力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更好发挥全过程民主优势，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巩固好、发展完善好。”丁伟说。